这一点,身为改革推动者的郝金伦在事后所发出的声音,或许值得思考。他说,在遭遇部分家长反对后,当地政府的正确做法应是,找每个家长谈心,如果你就是想上传统的课程,我们就给你组织最好的老师讲,各取所需。你想上这种自主探究式课程你就上,也就说给予不同意见家长的选择权。然而,当地为了更快地平息事态,就采取了全面停止的方式。改革的成效与对错,需要时间来验证,何况是教育改革。显然,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当地政府为何在一遇到反对的声音时,就只能选择全部叫停,而不给出一个让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两全其美的办法?
从现实来看,当地政府的“保守”做法其实并不鲜见。它所直接反映的其实还是一种微妙的改革心态与氛围的问题。一遇到反对就叫停,一来可能说明改革者的立场本来就不够坚定;二来,对于部分地方主政者来说,较之于以合理的分寸去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改革仍向前推进,维护好既有秩序,“不闹出声音”,似乎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观念。说得直白一点即是,维护现状比推进改革更为重要,在不少官员眼中,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确”。与此形成呼应的是,正如郝金伦称,90%的学校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自认为受害的成了叫嚣者,受益者却大多沉默”。改革的反对声音通常被放大,而受益者或是支持者却失声,这种生态所对应的改革博弈机制和氛围的扭曲,已然值得反思。
对于涿鹿教改的另一个指摘在于,改革需要凝聚各方的共识,但若缺乏权力者的推动,改革几乎就寸步难移。而每一项改革从来都需要具有改革理想和情怀的关键人物发挥关键作用。所以说,与其指责改革中关键人物的作用,不如好好反思,为何缺乏了行政力量的推动,改革就更容易陷入知易行难的尴尬,这样的改革路径偏好或说困境到底该如何破?
失败的“涿鹿教改”,不妨说是当前诸多领域改革的一个缩影,它不过是将改革的困境具象化的展示了出来。“三疑三探”的失败,固然有其具体的原因。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涿鹿故事背后所对应的改革环境与改革心态不改,不只是涿鹿,也不只是“三疑三探”,我们或还将尝到更多的改革败果。最后,还需要提醒的是,“涿鹿教改”虽然失败了,但改革对于具有改革魄力和行动力并有担当的为政者的需要,从来不会缺乏。